“印章的起源應該是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后。那時，商品交換日益頻繁，需要有一種信用的憑證，保證貨物的安全轉徙或存放，印章就在這個需要上通過群眾的創造而產生。劉熙《釋名》卷六《釋書契》：“璽，徙也。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。〞雖然末必是璽的本義，卻道出了早期璽印的作用。”
印章，無疑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的產物。它較先出現的是作為奴隸主壓迫奴隸的一種工具， 又是奴隸主與奴隸主之間作為交接憑信的一種手段。這種印章，無論在文獻資料或實物資料中，都已沒有跡象可尋。
甲骨文、金文有"印〞字，但它是“抑〞字的初文，不是印章的“印〞字。
于省吾 《雙劍移古器物圖錄》著錄的安陽出土的三件銅璽（圖1—3），形象接近銅器圖徽，應該是早期作品。但如定為商代作品，還缺乏科學根據。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，解放前做了十五次，解放后也一直在做，但在殷商文化層中從來不曾發現過一件璽印。三璽的出土情況不詳，很可能出白上層堆積中。我們為對歷史負責，暫不肯定它的時代。

圖1安陽出土銅璽之一

圖2安陽出土銅璽之二

圖3安陽出土銅璽之二

根據文獻記載，《周禮》書中說到“璽”和“璽節〞共有三處。地官司布條下有“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〞的話。掌節條下也有“貨賄用璽節”的話。鄭注："璽節者，今之印章也”。秋官職金條下有"辨其物之【“女〞+“微”右部分】（美）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〞的話。鄭注：“璽者，印也。既揭書捕其數量 ，又以印封之。”《周禮》，大家承認是戰國時代的書，所記周代官制應有所本。三處說到的璽和璽節,都與"貨賄〞、“物”聯系，應該是比較早期的資料。這里可看出印章的起源與社會經濟有密切的關系。
另外有兩處文獻資料 ：《禮記：月令》 孟冬之月“壞(益也)城郭，戒門閭，修鍵閉，慎管籥，固封璽，……”。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九年“季武子取汴，使公冶問璽書，追而與之〞（《國語-魯語》 所載大致相同)。《月令》中說的"固封璽〞，封的當是公有財物 ，也可能是庫房門戶，總之都屬于經濟方面。《左傳》中記載了季武子派公冶攜送公文向魯襄公匯報取汴邑的經過，說明那時印章的使用已經發展到文書上來了①。
朱白文古璽，見于諸家收藏實物和印譜著錄的數量不少，并且還有編成專譜的(如吳大澂《干璽齋古璽選》)。這些珍貴的大量古璽，可惜不是經過科學發掘而獲得，不知道原來存在的地層，也看不到與其他遺物的共存關系，無從確定其時代。

圖4長沙伍家嶺出土銅璽之一

圖5 長沙伍家嶺出土銅璽之二

圖6 長沙伍家嶺出土銅璽之三

解放十多年來，在全國范圍內考古發掘工作中所發現的古璽，我們知道有不少處。已經看到報告的，如長沙伍家嶺第260號墓②，巴縣冬筍壩冬2、冬49、冬50、寶6等船棺墓③，都發現過或多或少的小型銅璽(圖4-8)。汲縣山彪鎮首先號墓中發現過石璽④（圖9）。……這些古璽，考古學者都定為戰國時代的遺物。到現在為止，考古發掘中還沒有發現過可以肯定是春秋時代的璽印。

圖7長沙伍家嶺出土銅璽之四

圖8 長沙伍家嶺出土銅璽之五

圖9汲縣山彪鎮出土石璽

從以上實物資料結合文獻資料來看，印章的起源應該是社會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后。那時，商品交換日益頻繁，需要有一種信用的憑證，保證貨物的安全轉徙或存放，印章就在這個需要上通過群眾的創造而產生。劉熙《釋名》卷六《釋書契》：“璽，徙也。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。〞雖然末必是璽的本義，卻道出了早期璽印的作用。
至于早期使用印章的時代，現在推斷，社會經濟發展到春秋時代，鐵工具已經開始使用，農業生產力的逐步提高，促進了手工業與商業在列國間的大范圍發展，作為保證貨物安全轉徙或存放的信用憑證的印章，必然已經通行。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璽書的故事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現在遺存的大量古璽，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時代的，不過我們目前還無法加以鑒別罷了。進入戰國時代，中國的社會性質起了根本的變化，隨著生產發展的需要，印章更被大量使用，并且達到了大范圍發展的程度。